清明节前夕，有个“限购”的新闻让人哭笑不得。苏州市清明工作会议规定，严禁经营性公墓跨苏州市区域外销售。对外市户籍人员确需在苏州公墓安葬的，要报经公墓所在地民政部门同意。

苏州的公墓不卖给外地人！“墓票”和“房票”一样，与户口挂钩，让人背后一凉。

坊间一直传说“苏州的墓地里，睡的一半都是上海人”，到了清明时节，沪牌的车子会把通往苏州大小墓园的路堵得满满当当。为什么上海人喜欢到苏州买墓地呢？其实这里头原因挺复杂，基本和“叶落归根”情结没关系。

公墓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。甚至，“人死后要安葬”这个很朴素的要求，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“重生”的。

公墓是伴随着现代化大都市发展形成的；公墓出现在中国只有百年历史。中国传统上，强调“叶落归根”，人死在客乡，灵柩要送回家乡安葬，如果一时安葬不了，就要“停厝”，把灵柩暂寄在义庄、寺庙，等机会运回家乡，这成为一笔沉重负担，所以屡屡有“孝女卖身葬父”的故事。

上海开埠之后，外国人带来了公墓文化。当时有不少外国人死在上海，需要集中安葬，渐渐地就有了“外国坟山”。比如，现在浦东陆家嘴东方明珠边上，就是当时的“外国坟山”，边上的码头就叫“坟山码头”。

1950年代，政府铲平了这些“洋墓地”，改造成了公园，成为如今上海的静安公园、淮海公园，还有作为东方明珠塔前身的浦东公园。如今都是繁华CBD地区，当初却是很冷僻的坟山。城市发展（地价升值）和公墓的矛盾，贯穿于公墓问题的始终。

前述“洋公墓”里的骨殖，当时被弄到闸北、宝山一代安置，不过等到1966年的“大破四旧”，这些洋骨殖也都灰飞烟灭。

新中国政府有着移风易俗、宣传唯物主义的宏大意识形态愿景，也有着节约土地的现实考量，在农村搞过平坟还田政策（比如，周总理带头平自己祖坟的故事），在大城市实施严格的限制墓地政策。

另一方面，当时很多市民希望“落叶归根”，还葬家乡。所以，“文革”之前，上海就有过“鼓励外运”的政策，就是希望上海市民死亡之后，能够在家乡安葬。

这样一来，上海市民对于公墓的需求并不大。而在“文革”中，在“破四旧”的名义下，上海几乎所有公墓都被毁坏，40多万坟墓被平毁。龙华公墓被改成火葬场、烈士陵园，9个公墓被改建成仓库等单位，34个军管的公墓也被陆续改为建设用地。

这样一来，1980年代中期之前，上海几乎无地可葬，政府也不希望你葬。

当时主要处理骨灰的方式，就是寄在骨灰堂里，或者把老人的骨灰放在家里。在当时上海拥挤的家居环境当中，还要放骨灰盒，是挺吓人的事情。小时候，有一次搞“小队活动”，到了一个小队长家，这家柜子上就放着他爷爷的骨灰盒，小女生吓得夺门而出，活动被迫中断。

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上海这么一个大都市，从文革开始到1980年代中期，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死了这么多人，公墓全部被毁，没有安葬的地方，积累了多少魂魄？

上面说的是上海的情况，全国各大城市的情况基本相同。就像电影《非诚勿扰》里葛优说的：“我走那会儿（指他出国的改革早期），只有烈士才有墓地呢。老百姓能存架子上。”

在1980年代，上海边上的苏州人想到了一个发财之路，就是卖墓地。在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下，这需要有“吃螃蟹精神”的，“安葬”本身就是被认为和当时的纯粹的唯物主义相抵触的，当时苏州打了一个“擦边球”，叫建设“华侨墓地”。

现在人们说十几万的墓地属于“天价墓地”，其实在1980年代一样不便宜。我家在1989年为祖母，在苏州吴县（如今的吴中区）购买墓地的费用是800元（当时工人的月收入也就四五十元），这在当时已经属于巨款了！当时上海刚刚兴起“商品房”，价格也不过是五六百元一平方。

1980年代，上海没墓地，苏州有墓地，这就是大批上海人入葬苏州的原因。

凤凰公墓是苏州最大的经营性公墓，目前凤凰公墓管理的20万墓穴，其中60%为上海人购买，而且“这些墓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卖出去的。当时受社会环境影响，上海本地没什么公墓”，苏州木渎山陵文化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员如是说。

这么多年来，苏州的地价呈几何级数增长。旁的不说，我祖母的墓地，1980年代末就是太湖边上一个荒凉小山，如今紧靠着公墓的是“苏州太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”，你猜地价涨了多少倍？可能有人觉得，当年苏州人地价卖亏了，改建小别墅，建公墓要赚更多的钱。

其实，墓地当年就不便宜。而且，苏州郊区还是相当贫穷的。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当时，许多上海人公墓祭扫的饭菜，苏州本地农民是会要走的，有时吃相实在太难看，还没有等这个扫墓人走掉，就直接上来抢祭祀的饭菜，当然，这是会被墓地管理人员呵斥的。这种要走祭扫饭菜的事，差不多要一直延续到2000年前后。

上海的公墓，也一样面临地价飙升之后的尴尬。在苏州墓地火爆之后，上海的一些郊区也提出来要营建公墓。当初都是很偏僻的地方，如今都是很成熟的地段，结果就是和一堆豪宅包裹着一片公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