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笔 | 张榕潇   报道 | 张淑凡 赵安琪  编辑 | 方一湾 徐驭尧
从太平间到遗体告别仪式，捐赠者家属王荣多次嚎啕大哭，家人只能不断劝慰。女儿扶起母亲，对遗体接受站的工作人员说，“爸爸就交给你们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”
 在遗体接受站工作近十年的丁晓明去年接收了286具遗体，有时候会从天没亮的凌晨一直接到天黑。面对家属的情绪，他坦言：“看到这个，你说我难受吗，难受……（但）这就是我的工作，我要正常完成。”
“人体科学馆”位于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东九号楼四楼，400平方米的房间陈列着各种人体标本，这些藏品回溯了人类探索自身奥秘、医学不断进步的百年历程。

人体科学馆内老校长颜福庆所捐夭折双胞胎孙女/王琛 摄
而人体科学馆的背后，是复旦师生的无私奉献：上海医学院谷镜汧教授“文革”时惨遭迫害，身患重病仍不忘兑现捐献遗体的诺言，靳安庸老师一家15口均办理遗体捐献。馆内，还有老校长谢希德的遗体捐献志愿书，她和丈夫在过世后均选择将遗体捐献用于科学研究。
多年来，像谢希德、谷镜汧这样的遗体捐献志愿者还有很多。他们将自己的遗体贡献出来，留给病人、医生和研究人员，用作器官移植、解剖教学、病理研究。他们以此向世人证明：生命的存在不止一种方式。
解剖课上的“大体老师”
4月19日，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东一号楼内，2016级临床医学五年制本科生的局部解剖学课程（以下简称“局解课”）正在进行。实验室里，四个学生一组，两个小组共同解剖一具遗体。学生们围坐在解剖台前，静听讲解。讲台上，授课老师刚刚讲完了腹部脏器解剖，她竖起一根手指，提高了音量：“好的外科医生是什么，是（做手术）血流的少！这个你从韧带切下去，就会减少流血。”
讲解结束之后开始解剖。本节课学生们的任务之一，是寻找并观察老师介绍过的结构。他们拉开裹着尸体的袋子，皮肤略显灰色的遗体露出来。
腹腔在上节课解剖时已被打开。一双手扒开皮肤，用血管钳夹住，防止其合上。其中一个学生找到了肝，六七只手伸上去，几根手指抚摸肝表面。
“这是脏腹膜吧？”
“那这是什么？”
又一根手指挤进来，“哎，不是，那是肝镰状韧带。”
2016级临床医学五年制本科生傅敏杰在游离腹直肌。他左手拿镊子，右手持剪刀，熟练地开合剪刀，将两层组织分离开。此时是四月中旬，解剖课即将结束，随着课程的推进，遗体渐渐变得破碎、干瘪。
每年的第一堂局解课，任课老师都会带领学生们向捐献者默哀一分钟。这些未来的医生们，面向躺在实验台上的“大体老师”，每人手持一支白菊，静默地低下头。

2018年春季学期第一堂局解课，任课老师带领学生默哀
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（以下简称“解剖系”）教授张红旗已经教了三十多年的局解课，在每届学生的第一堂课上，他都会告诉学生们：“今天给你们授课的，除了我，还有其他几位老师。这些静卧在解剖台上的，也是你们的老师，我与他们的区别就是，我站着，他们躺着；我说话，他们无语。他们是我们的无语良师。”在局解课中，肉眼看到的整体器官是大体形态结构，因此将尸体标本称为“大体”。学生们称遗体为“大体老师”。
在张红旗看来，通过局解课上的亲手解剖，学生能够了解某一区域的层次、器官的形态、位置、毗邻、血液供应等，“只有了解了正常，才能指导什么是异常，学好解剖学是未来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必备条件。”
张红旗举例说：“你当医生，病人告诉你，‘我肚子疼’，那你必须知道疼痛的区域是什么器官，比如是阑尾，是脾，是胃还是肝等。”
为了防止天气炎热导致遗体腐烂发霉，本科生局解课一般在春季学期开课、四月下旬结束。课程开始前，为了保护捐献者隐私，解剖系老师朱克明会将每具遗体的面部用黑色塑料袋遮盖好。最终，遗体会被放入保护袋中，运送到实验室，成为“大体老师”，同学生见面。
对于解剖的学生而言，“大体老师”是学习和了解人体构造的好老师。而对于这些捐献者的家人来说的，从活生生的人到一具人体标本，则意味着一场痛苦的生离死别。
“爸爸就交给你们了”
在徐汇区医学院路138号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内，两层红色小楼旁常年停着一辆三厢汽车，它的使命是运送捐献者遗体。车身全黑，只有侧面有一行红色的字：复旦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。1982年，上海市在复旦大学等六个医学院校建立“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”，复旦大学由此可以接收被捐献的遗体。
后备箱的四个车窗都有黑色遮光膜，多数时候是紧闭的，不过偶尔，透过小窗缝隙可以看到后备箱的情景：跟救护车的车厢差不多大，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一副铁质担架。坐在座位上，可以清楚地听见身后铁担架随着颠簸发出的清脆声响。